98年我在工厂做主管，手下的女工为了多挣钱，经常深夜敲我的房门

1998年那一年我二十三岁，揣着家里凑的几百块钱，挤了三天两夜的绿皮火车，孤身一人来到广东东莞进厂。那是我第一次离开老家，眼前林立的厂房、轰鸣的机器声，彻底颠覆了我以往的生活。 厂里实行的是两班倒，白班早八点到晚八点，夜班颠倒轮换，一天干活十二个小时。我一开始是守在流水线上，重复插件、焊线、组装的工序，手指不停歇，一天下来又酸又麻。车间里机器声嘈杂，粉尘也重，大家都闷头干活，不敢偷懒，稍有失误就会被领导训斥。 那时候的物价很低，一碗炒粉一块五，五毛钱就能买一份肠粉，是我最奢侈的加餐。那时候打电话很贵，一分钟要一块钱，我舍不得多打，每月就攒着零钱给家里报一次平安。 工厂里的日子枯燥又辛苦，可下班后，和老乡一起逛厂区小巷、唠唠家常，疲惫就消散了大半。现在回头想想，1998年的工厂时光，虽然清贫劳累，却是我们一代人最纯粹、最滚烫的青春记忆。 我当时因为做事还算活络，进厂不到一年就被提拔成了流水线的主管。在那个打工潮汹涌的年代，主管这个职位虽然不大，但在一条线上的一两百号工人眼里，却握着实打实的“生杀大权”——谁能分到好做的工序，谁能多加几个小时的班，全凭主管一句话。 那时的工资低得可怜，一个月满打满算也就五六百块钱。工人们想要往家里多寄点钱，唯一的途径就是熬夜加班，或者多拿些计件的散活儿。 第一次听到那阵怯生生的敲门声，是在一个发了工资后的深夜。 当时我已经冲完凉，正躺在宿舍那张吱呀作响的铁架床上吹着摇头的落地扇。门外传来的声音很轻，像是怕惊扰了什么，叩、叩、叩，停顿一会儿，又是叩、叩、叩。 我皱了皱眉，翻身下床打开门。楼道昏暗的声控灯亮起，站在门外的是我线上的一个女工，叫林夏。她穿着一套洗得有些发白的蓝色厂服，两只手局促地揪着衣角，头埋得很低。 “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”我问她，语气里带着点主管惯有的威严和防备。毕竟大半夜的，孤男寡女，如果在厂区里传出什么闲话，对谁都不好。 林夏猛地抬起头，眼神里透着一丝慌乱，但很快又被一种固执代替。她咬了下嘴唇，声音小得像蚊子哼：“陈主管，明天线上的那批继电器，打螺丝的活儿……能不能多分我一点？还有，仓库里那些需要返工的次品，我晚上可以带回宿舍做，只要算计件就行，我不占加班名额。” 我看着她，心里闪过一丝无奈。打螺丝是件苦差事，且极度累人，老员工都避之不及。而带次品回宿舍返工，这其实是违规的。 “厂里有规定，物料不能带回宿舍。再说了，你白天已经上了十二个小时的班，晚上不睡觉，第二天在流水线上打瞌睡，出了品质问题谁负责？”我冷着脸拒绝了她。 她没有走，眼眶突然就红了，但硬是憋着没让眼泪掉下来。 “陈主管，我不会打瞌睡的，我保证......我每个月只要能多挣一百块钱就行，一百块就够了，只要你同意，让我做什么都行.....”她的声音开始发颤，带着浓重的四川口音。